盘点中国十大宦官：酿造了哪些灾祸

公元1435年，明宣宗因病去世，年仅九岁的明英宗上台。因皇帝年幼，张太后与号称“三杨”的三位老臣(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)共同辅政。见时机不到，王振只有曲意逢迎，一方面对张太后、三杨等大臣们毕恭毕敬，极力争取他们的好感，另一方面继续讨好小皇帝。小皇帝对王振愈加依赖，依然称其为“先生”。

情势的转机出现在制约王振的势力逐步削弱之后。正统七年，王振最为惧怕的张太后病故，而在此之前，“三杨”中有两位因官场倾轧而早已退出了中枢地位，只剩下年老势孤的杨溥。王振的野心开始膨胀，他首先令人摘掉了朱元璋所立的限制太监干政的那块铁牌。此后见英宗未加责备，便肆无忌惮地公开树党，扩大权势，顺者昌，逆者亡。他的宗亲故旧首先得到提升。一些投机之徒也蝇聚在其周围，为虎作伥。工部郎中王佑天生不长胡须，有一次王振当面问他是何缘故，王佑竟厚颜无耻地说：“您老无须，儿子岂敢有须？”就此一言，王佑不久即升为工部侍郎。事情传出后，许多趋炎附势之人纷纷把胡须剃去，以献媚王振。王振还贪于财货、公开纳贿。当时有两位无才无学的布衣，用金银从王振处分别谋得中书舍人、中书主事之职，被人戏称为“金中书”、“银主事”，成为京城笑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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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帮结伙与打击异己是并存的。对于违逆者王振采取了坚决打击的策略。工部尚书王卺不趋附王振，被勒令致仕。侍讲刘球上书因反对王振提出的对丽川用兵的策略，王振便罗织罪名将其处死。

在王振专权的同时，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逐渐强大起来，其首领也先窥视明朝的疆域，但因时机未到，向明进贡，麻痹明朝。不少人提出要加强边防，王振与英宗都不以为然。公元1449年也先率军侵略，王振为了邀功取宠，不顾于谦等大臣的强烈反对，力主皇帝亲征。

由于准备不充分，皇帝的军队尚未到前线，就开始缺粮，两军一交战，明军即大败。这时有人提出皇帝立即班师，王振坚决反对。后来前线接连传来失败的消息，王振与英宗感到害怕了，才决定班师。本来英宗有充足的时间避开也先军的追赶，但王振想炫耀乡里，主张皇帝转道其家乡，后来又怕大军踏坏其庄稼，改道而行。如此反复再三，给也先以追赶的时间。土木堡之役，也先轻易地捉住了明英宗及各部尚书等五十余位重要官员，明五十万大军全军覆灭。当英宗被捉时，护卫将军樊忠看到乱军中的王振，气愤地喊：“我为天下诛此贼！”用铁锤砸死了王振，王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

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明都北京后，悲愤的大臣诛杀王振的死党，查抄了王振的财产，得金银六十余库，其他珍宝无数。王振家族无论老幼皆被斩杀，专权七年的王振宦官集团就此覆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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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“立地皇帝”刘瑾

被人称为“立地皇帝”的刘瑾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权阉。他在明武宗统治前期完全操纵了明朝的大权，擅权乱政、排斥异己、祸国殃民，胡作非为之事不可胜数。

公元1505年，太子朱厚照即位，是为明武宗。刘瑾在武宗做太子时就备受宠信。武宗上台后耽于享乐，疏远托孤重臣，宠信刘瑾、马永成、高凤等八位宦官，这八位宦官得以欺上瞒下，任意妄为，成为为祸人间的“八虎”。

凶狠狡诈的刘瑾是“八虎”之首。刘瑾专搞一些声色犬马的勾当，投武宗之所好。胸无大志、厌倦朝事的明武宗乐得逍遥，对大臣们费尽心机书写的奏折，仅画上“闻知”二字，再无回音。武宗在刘瑾等人的纵容下纵情淫乐，连例行的上朝之事也行同儿戏。刘瑾被升为内官监，总督团营，控制了兵权，为其后的专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

武宗时忠心耿耿的大臣们对朝政的现状忧心如焚。内阁大学士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等多次进谏，皇帝置之不理。他们与尚书张升、韩文、许进等人还是继续上书，恳请皇帝惩治刘瑾等奸佞之徒，武宗一度被他们说动，同意把刘瑾等“八虎”处死。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刘瑾的耳中，刘瑾慌忙进宫，鼓动如簧之舌，终使明武宗改变初衷。刘瑾等人不仅大难不死，反而更受重用。刘健、谢迁等一大批忠臣愤而辞职，朝政由此更加黑暗。

刘健、谢迁等前朝重臣因反对刘瑾而被迫辞职后，朝廷中的许多忠贞之士不断为其伸冤，并冒死犯颜直谏。他们历数刘瑾等人的罪行，引经据典，向皇帝指出历朝历代宦官专权的危害。大权在握的刘瑾大怒，把五十三位反对者都列入奸党，制造了明朝一大冤案。他们中多半被逮捕入狱，施以酷刑。刘瑾为惩治反对他的官员，还独出心裁地违制使用新的刑具。明律规定套在犯人脖子上的“枷”，最重不得超过13公斤，而刘瑾发明的枷竟然重达75公斤，不少官员当场就被枷死。

在刘瑾的威逼下，许多正直的大臣或辞官归隐或缄默不语，也有不少人敢于继续上疏揭发刘瑾的滔天罪行。为了彻底地威慑百官，刘瑾在特务机构东、西厂已经存在的前提下，又请示皇帝设立了内行厂，并由他亲自主持。内行厂用刑尤其惨烈，朝野之中，人人动辄得咎。刘瑾还下令驱逐在京的外地用人，强令寡妇再嫁，焚烧死人尸体，一时之间，京师几乎陷入混乱。

刘瑾排斥异己的同时，极力扶植自己的势力。奸猾之徒纷纷投靠刘瑾之流，借阉党之势，青云直上，作威作福。阁臣焦芳即是刘瑾最得力之人，他为了取谢迁而代之，卖身投靠刘瑾，以学生自居，对刘瑾直呼千岁，最终得任尚书并授文渊阁大学士，与刘瑾互为表里，作恶甚多。刘瑾为了扶植同党，大批提升投靠之人，所委派的官吏数不胜数，都指挥使以下的官员请求升迁者，只要投靠到刘瑾的门下，刘瑾草写一张纸条，上写授官人名称及所受官职，吏部即照准。用这种方式，使刘瑾所绘制的阉党网遍及天下，势力无所不及。

对非亲信的官员刘瑾总是吹毛求疵，派特务随时侦察他们的行为。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，刘瑾所控制的锦衣卫经常无故拘捕、刑逼官员。手段之残酷、行径之无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正德三年(公元1508年)，有人用匿名的方式向武宗告发刘瑾，昏庸的武宗竟然把信交给刘瑾。气急败坏的刘瑾矫诏让百官在酷夏之时整日跪在奉天门外，逼迫写信人自首。官员们多人渴昏，三人当场渴死，余怒未息的刘瑾把五品以下的三百余官员全部关进狱中。刘瑾的为所欲为源于武宗的纵容。武宗曾经荒谬地说：“我把天下交给刘瑾也无所不可。”